近几年，随着基因检测和生物信息大数据分析的发展和进步，“精准医疗”照进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中。临床实践中逐渐发觉，对于不区分人群的实体瘤整体疗效较低，基于肿瘤生物标志物富集有效率更高的人群是免疫疗法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日前，CDE发布《生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技术指导原则》。原则中提到，生物标志物(Biomarker)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同时，在抗肿瘤药物研发中的价值正在日益凸显。通过有效的生物标志物精准筛选潜在获益患者人群，可以提高临床试验成功率。

　　事实上，利用Biomarker “精准”筛选人群，在临床应用中，可以提高药物在特定群体中的有效性，让患者可以进一步获益。另一方面，在药物研发阶段，可以寻找更加敏感的入组患者，提高药物的有效比例，帮助药物通过审批。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开展的试验愈发增多，而有一家公司更加上了“站在巨人肩膀上”、“拯救失败药物”的标签，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索元生物通过收购或“引进”大药厂经过3期试验宣告失败项目的全球权益，基于已经积累的3期数据和证据，再寻找Biomarker，进而指导开展模拟试验以及新的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

　　一边管线中跑的最快的DB102三期试验即将揭盲，另一边索元经历了申请科创板上市再到主动撤回，讨论声随之而来。如何理解索元模式?索元是否也被归类为传统的License in模式而被“错杀”?

　　日前，专访索元生物创始人兼董事长罗文及公司CFO陈纪正，解码“索元模式”。

　　在全基因组中寻找Biomarker CDE发布的生物标志物应用指导原则中指出，通过采用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的富集研究设计，可精准筛选出潜在获益的患者人群开展临床试验。在“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的应用”部分，CDE也明确提到，“在抗肿瘤药物研发过程中，通过应用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筛选出最有可能从治疗中获益的优势人群开展研究，是提高研发成功率的重要方法。”

　　事实上，生物标志物指导药物临床研发并非“新鲜事”。其核心思路就是依据biomarker“识别敏感人群”，通过“富集有效人群”，由此可以大幅提高入组人群在临床试验中的有效性。

　　在美国FDA官网上有一份记录了目前已知的400个生物标志物。Plexxikon针对B-Raf突变开发出B-Raf抑制剂维罗非尼，并很快在临床试验中证明维罗非尼对含有B-Raf突变的黑色素瘤有着非常显著的疗效。此外，如HER2、EGFR、K-Ras以及BRCA1/2等生物标志物在攻克乳腺癌、肺癌以及卵巢癌等一系列难治疾病领域首创新药开发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