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摆脱了野蛮蒙昧的状态，进入了先进发达之境。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多元走向一体，并且在一体的基础上保留精彩纷呈的多元形态的最重要的时期，恰恰就是先秦。至战国末期，遂形成齐鲁、三晋、楚越这三大核心文化圈，它们齐头并进，彼此交融，最终形塑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故我们说先秦文化，其潜德幽光，融合基因乃大兴于后世。

　　先秦文化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先秦时期创造的灿烂文化，无论是在思想传承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给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且能常用常新。而且，先秦文化具有十分强烈的超越色彩，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如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就论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固属先秦，但黄宗羲论述的目的，并非讨论先秦之法，而是用“作为方法的先秦”，来构建他心中理想的法制。与此相类，中国历史上许多“托古改制”者，其理论依据，亦大多来自先秦特别是“三代”。可见，先秦已经超越“历史”范畴，而进入到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之域。

　　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核心精神，基本都奠定于先秦之时，举起要者又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礼教中心。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最重礼教。礼的发达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先秦时期，时人对礼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如公元前517年，郑国的子大叔与晋国执政赵简子论礼时谈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被视为立国和成人之本，应该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准则。

　　其次，义务本位。无论是礼还是由其派生出来的刑，都要求人们承担一定的义务或责任，先秦典籍中对此说得也非常明白：“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当然这个义务或责任，既是法律上的，更是广义的道义上的。义务本位，就是中国文化中，十分强调个人对他人及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义务本位的最高体现。

　　再次，家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家国一体，国乃家的放大。社会生活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故对于破坏家族和谐的行为，甚至不惜以严厉的刑法来惩治。比如后世法典就规定“不孝”为十恶不赦的重罪。而这个观念同样自先秦即启其端，如《尚书》云：“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将属于家族伦理的“不孝不友”，视为治国理政的极则，充分说明了家族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最后，民本对待。中国文化强调民本，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远神近人，历来治国理政者视人民的福祉为重，而不乞灵于超现实的神祇;第二，也是最为突出的，则是将人民视为国家的财富、立国之根本。《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可视为传统民本思想的最强音。立足于现实人生，崇尚人文关怀。

　　以上四者，不过略举大端，但它们已经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当中，至今不绝。而这些思想，都是发端或者成型于先秦之时。因此我们可以说，发达的先秦文化，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要想理解中华文化，必得上溯到先秦。

　　先秦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区系“条块”融合的基础。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条块说”，将全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为以燕山南北长城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华文化圈，而在各自的区系中，又有核心文化区和边缘文化区。

　　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内容的生产活动，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形成不同文化区系的根本原因。而每个文化区系自身发展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决定了每个文化的性质。不同文化区系边缘地区，是文化的过渡区。过渡区的文化受相邻地区的文化影响，较之于核心区要大得多。文化的融合，首先就是从这个过渡区开始，逐渐进入到各个核心区的。诚如苏秉琦先生所云：“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若将一个“点”状的考古学文化视为一颗星，那么自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三代，整个中国文化就呈现出“满天星斗”的情景。